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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从“公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归档日期:09-09       文本归类:换旗破赵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中国人的“天下”这个观念,从商朝时开始萌生,到西周初期建构完成,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从观念史的角度看,“天下”观念之诞生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因为该现象的发生需要多个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大量氏族从游居转为定居、定居地点分布在一个广阔且相对平坦的地理区域内、定居区域构成了一个中心-四方的地理格局等。

  作者文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30日观察者网。

  中国人的“天下”这个观念,从商朝时开始萌生,到西周初期建构完成,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

  从观念史的角度看,“天下”观念之诞生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因为该现象的发生需要多个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大量氏族从游居转为定居、定居地点分布在一个广阔且相对平坦的地理区域内、定居区域构成了一个中心-四方的地理格局等。这些条件在中华文明发育的早期阶段正好都具备,如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那些始终处在游居状态的,或居住在高山、海岛、河谷、森林等破碎狭小地理环境中的,或孤立于众多蛮族包围之中的古代社会,都难以形成天下的观念。

  北宋时的石介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1。

  直到“世界是圆的”这个科学认识普及之前,石介所代表的世界观始终成立,中国始终被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天地之中。不仅是因为中国正好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还因为中国是最早的、最连续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其他文明都没能产生出天下这个观念。反过来说,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让中国产生了天下这个观念,并发展成了一个天下国家,成为了天下的代表。

  据史书的记载,夏朝的共主即被呼为天子,而诸侯则以“国”作为封号。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中商”、“四方”、“四土”等词已频繁出现,表示商朝人认为自己位于被东土、西土、南土和北土所环绕的中土。

  西周早期,天下一词大量见于器物典籍中,与之相关的“四方”、“万邦”等用语被反复使用,将洛阳平原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也开始出现。“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理论逐渐成型。

  天下与列国相对。列国既可以专指华夏各诸侯国,也可以包括蛮夷戎狄各国,由此天下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天下等同于“九州”,即所有诸侯封土建国所立之国家全部合起来的那个最大的疆域范围;广义的天下则是“九州+四夷”,是指被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人类全体;如《中庸》所述“天下至圣”之“配天”: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2。

  列国从氏族和酋邦演化而来,属于一种政治演化的自然状态。但是,一旦天下的观念被创制出来,列国就不再是独立的政治单元,而成了天下体系之内的政治单元。从此以后,整个天下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存在,于是在国家政治之外,不仅有国际政治,还有天下政治,政治首先从天下问题开始。

  这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天才创造;由于天下政治的存在,天下的列国便具有了与自然状态的列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管仲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3老子也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4都是关于天下的列国其独特性的说明。当代学者赵汀阳在解释“天下—国—家”这个政治结构时说:在天下—国—家的政治框架里,天下不仅是尺度最大的政治单位,而且是整个框架的最终解释原则。这意味着,天下定义了政治全语境,一切政治问题都在天下概念中被解释。在这个政治空间里,政治解释形成了“天下—国—家”的包含秩序(inclusive order),而其伦理解释则形成“家—国—天下”的外推秩序(extending order),两者形成互相解释的内在循环。5

  秦朝的大一统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一方面,在狭义的天下之内,秦朝完成了“九州”范围的天下大一统;另一方面,在广义的天下之内,秦朝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到了比“九州”更大的范围,“中国”开始大于“九州”,成为了真正的天下国家,或称“内含了天下结构的国家”。

  始皇帝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圣德超过了五帝,他治下的“中国”即等于是“天下”。琅琊石刻颂秦德: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6

  “人迹所至”当然就是广义的天下,所谓“天下无外”、“王者无外”,意思是只要中国之外还有外,天下就不是完整的,平天下的事业就还要继续,直到所有的夷狄都被纳入中华秩序,达到天下归一。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答曰“定于一”;朱熹《集注》云:“必合于一然后定”。

  然而,历史上中国从来未能全取天下、将四夷全部纳入大一统;无论中国将天下的疆域扩大到多么大,如西汉的昭宣盛世时期,唐朝的贞观、开元和清朝的太平一统之盛,中国的概念也没能等于广义的天下,而且每次都会遭遇到其他的对等天下;例如西汉时的匈奴,唐朝时的天竺和大食,清朝时的俄罗斯和欧美列强等。

  这就意味着,自秦以后,中国的疆域始终在狭义和广义的两个天下之间伸缩变化。最接近于中国全取天下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对外扩张同时四夷宾服的时期;而其他时期的中国实际上都是“小天下”,有时比“九州”还小,有时则完全是四分五裂的多极天下;前者如两宋时期,后者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

  而中国一旦实现了大一统,就接近于全取天下;对于这种“中国约等于天下”的状态,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单极天下”。东汉章帝时的征西将军耿秉在上言太后时说: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逐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7

  此段话的意思是:当匈奴臣服时,中国就是天下,“中外为一”;没有臣服时,中国是“单极天下”,事业未竟。

  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也是“单极天下”。当时的同心圆关系从外到内:“朝贡国”认可清朝的宗主权,接受册封,定期朝贡,属于“臣属”;由理藩院直接管辖的各民族自治地区,属于“藩属”;由朝廷通过委任进行间接管辖的各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官叫“土司”,并同时进行“改土归流”;东北满洲地区被直辖统治,属于“地方”;清朝君主同时拥有中原皇帝和草原“可汗”的称号,君临整个天下。

  描写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藩臣的《步辇图》,李世民被北方少数民族共尊为“天可汗”

  晚清以来,中华秩序主义遭遇西方运动主义的强烈冲击,基于册封朝贡制度的“单极天下”逐步解体,基于华夷之别的天下秩序随之崩溃。民国后,天下的观念被废弃不用,列国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导观念。

  当代世界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还可以成为中央之国和天朝上国。《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

  近代之后,天下之中、之内的概念没有了,四夷的概念也没有了,天下成了全世界,而全世界成了全球,全球社会都成了定居社会,作为列国之一的中国就自然而然抛弃了地理上的天下之中这一观念,只保留了“以天下为一家”的理想信念。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天下国家了?或者说中国不再有任何特殊性了,与列国完全一样了?

  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当代中国是具有现代国家身份的列国之一,但由于曾经具有天下国家身份,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其无法替代的独特性。

  作为曾经的天下国家,中国不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含了天下结构,而且在很长时期里“单极天下”,甚至几乎等于天下。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上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曾内含了天下结构,但公元5世纪覆灭之后再没有完整复活过,此后的西洋世界一直是多极天下。7世纪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也都曾内含了天下结构,但两者都寿命太短,还没来得及理解何为天下,也没来得及学会治理天下,就在内部争斗中分裂成了多极天下。近代以后的西方,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全球为天下,虽然有过短暂的“单极天下”巅峰时刻,但并未比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强多少,同样是不懂得何为天下,终于还是退回到了多极天下的世界,直到今天。

  所以说,无论是内含天下结构、单极天下,还是几乎等于天下,中国既是先行者,也是作为天下国家历史最长的国家,是唯一真正的天下国家。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只有中国是真正的天下国家?为什么历史上其他的大小帝国都没能将天下国家的地位维持长久?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天下和天下国家的观念仍有现实意义?

  这就是“公天下”理想的伟大生命力。从观念演化上看,天下的第一个境界是“天下无外”,第二个境界是“天下为公”;从第一个境界到第二个境界的升华,就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历史证明,只有做到了“公天下”的天下国家,才能“可久可大”;不能做到“公天下”的天下国家,就不可能长久。《六韬·文师第一》载周文王与姜太公对答: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8

  也就是说,在原初的意义上,天下本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客观存在,没有人可以擅取它,只可以与天下人同有;天子的位子随天命而改变,天下本身却是永世的,属于所有天下人。这就是“公天下”的含义。

  那么,“公天下”如何才能实现呢?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说,一部中华天下国家史,就是一部“公天下”与“私天下”的斗争史,就是一部“公天下”从理想到现实的实践史。

  首先,要从历史运动的源头处说起。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更相征伐,未尝暂宁。陪臣制诸侯,诸侯凌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9

  这段话反映出今人关于“公天下”的一个观念误区,即认为“公天下”主要是指对于皇帝专制的反动;这个误区显然是西方中心论思想观念误导的结果。回溯中华历史,在古人的观念中,“公天下”首先并不是与皇帝那个统一“私天下”相对,而是与众多诸侯国四分五裂的列国“私天下”相对。

  诸侯封土建国,每一块领地之内就是一个国;而列国合起来的天下,从天下本身来看是一个最坏的“私天下”;因为列国“私天下”注定“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人民必然“人毙锋镝,月耗岁歼”,也就是公羊春秋“三世说”所说的“据乱世”。

  “据乱世”的转机是“霸政”时代来临,因为“霸政”时代就是天下一统的最后阶段,诸侯国在争霸天下的同时,客观上加速了列国兼并、天下一统的历史进程;如齐桓公、晋文公之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经历战国七雄混战,直到秦朝统一了天下;紧接着秦朝又“罢侯置守”,通过郡县制彻底消除了“私天下”的列国基础。从此以后,天生烝民,“以既庶而安为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可以理解为是“公天下”战胜“私天下”的第一阶段,即“公天下”与国家统一的一致;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公天下”,只有混乱不堪的“私天下”。与国家统一相联系的皇帝制度,虽然在个人动机上仍是为私,但在实现和维持统一这一功能上,却成就了公、抑制了私。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得很清楚: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0

  王夫之则有更深一层的判断,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11

  当然,统一之后也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公天下”的自动实现;而且即使统一后的国家实行了郡县制,具有“公天下”的制度基础,没有恢复封建制,却也还没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还要看统治者如何施政,如何治理。这可以理解为是“公天下”战胜“私天下”的第二阶段,即“政”与“制”的协调一致。正如柳宗元针对“周事”和“秦事”所做的区别: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12

  “政”与“制”严重失调,导致“公天下”的理想实现无望,“私天下”反而借统一之盛为祸愈烈,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到了弊病丛生的地步;尽管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太平一统之盛”,但国家却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由此而出现了对郡县制的批判,如顾炎武所说: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13

  冯桂芬认为,郡县制这种“合治”并不一定适宜,也同样可以导致天下动乱: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14

  章太炎则针对清朝末年朝廷权贵的集权,直接将公-私与郡县-封建这两个对偶概念做了一个分离,甚至希望反过来通过封建藩镇来重建公天下: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15

  从黄遵宪、顾炎武到章太炎的这一脉“复封建以救亡”思想,启发了日后的“地方自治”论和“联省自治”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又一次封建制回潮,但实质上却是追求“公天下”的曲线途径,毕竟“公天下”早已成了大势。正应了柳宗元所说:“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6

  总结上述,“公天下”理想的最终实现并不容易。但首先需要认识到,“小天下”成为“大天下”是势之所趋,天生烝民“以既庶而安为本”是势之所趋,“公天下”当然也是势之所趋,不可阻挡。

  然而还需要认识到,“公天下”不可能自动实现,第一阶段必先通过统一才能实现;而统一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又必先借助争霸者的私情、私心而实现。这就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国家统一之后“公天下”仍不可能自动实现,第二阶段必须实现制度和政治的协调一致;而“制”与“政”的合拍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必须在封建与郡县、下专与上专、分治与合治、至公与至私之间寻求某种动态平衡,没有一定之规。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演化,中国人自始至终相信“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7。相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相信“天下为私”;自周朝第一次大一统开始,中国的天下经历了“公天下”与“私天下”之间多少反复,又经历了实现“公天下”的不同阶段的多少反复,至今越3000年,才终于走到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真正的公天下的光明大道上。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毫无疑问,“公天下”的理想就是贯穿其间未曾中断的那条主线。

  从中国走出来进入外部世界,人们才会发现,任何一个他国都没有经历过长达3000年未曾中断的“公天下”理想追求,大多数都还处在“私天下”的世道中。

  所有的小国,人口很少或疆域很小或地处高原海岛,历史上从来不成天下,也从来没有“公”的代表性;所以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与“公天下”这个大的概念没关系,自不必论及。

  而较大的国家又怎样呢?历史上的大帝国或当今的大国又怎样呢?这些大国虽然疆域和人口大到了“内含天下结构”的规模,但是从历史演化来看,却都没能走出“私天下”的世道;与中国相对照,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懂得何为天下,何为“公天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以一神教为国教的国家,国家政权之外另有属于某一个大神的神权;大神是人格神,七情六欲该有都有,本质上属私,而不是属公;大神虽是全知全能,却只护佑全人类当中的某一部分人,也就是只信仰祂一个神的信众;其他人则统统属于异教徒,不在护佑之内。所以,存在神权的国家,本质上仍是“私天下”国家,与信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种“公天下”理想的国家大不相同。

  另外,所有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国家政权之外另有属于大资本家的资本权力,或称金权;金权唯利是图,世上万物,包括人本身,都被金权当作产生利润的工具。虽然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盛行于全世界,但金权的本质却是私权力而不是公权力。表面上看,工商业资本家并不像封建领主那样占有土地,但他们占有经济-社会领域的行业和企业,同样也是私分天下。所以,任何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质上也都是“私天下”国家,无论政府是否民选,都不是真正的“公天下”国家。

  再者,那些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国家政权通过大众普选产生,由多数党组阁执政;表面上看好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民意”,但实际上却无力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每一个政党以及由政党组成的政府其背后仍然是私权力,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民心”。在这些国家里,由于政府的政治权力相对较弱,资本权力、舆论权力、宗教权力等不同形式的私权力,都可以通过这种完全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控制政府,以谋取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所以,这些国家无论在形式上多么“至公”,实质上却仍然是“至私”,仍然是从封建贵族制通过变形而延续下来的“私天下”国家。

  由此可见,在排除了所有的小国,又排除了大国中的上述几类之后,最后也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有着数千年“公天下”理想追求的中国相提并论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公有制、坚持公权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将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公天下”理想和独一无二的历史实践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目标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而具有了重大的世界意义。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首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命题。

  如前所述,“公天下”之所以能够战胜“私天下”,首先是因为“公之大者也”,是因为“势之所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到统一秦朝的郡县制,正是因为疆域和人口的扩大,也就是天下的扩大,而形成了“公天下”的大势。此后2000多年,每一次“私天下”和封建制回潮,也都是因为大一统的再次重建、天下的再次扩大,而被更大的“公天下”大势压制了下去。

  在世界历史上,古典时代的帝国先后覆灭之后,中古时期的隋唐是唯一成功的大一统重建,是秦汉帝国最完整的复活;相比之下,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在覆灭之后,无论是日后的哪个帝国,都没能实现它的完整复活。实际上,从秦汉到隋唐,再到明清,这三个被黄仁宇分别称为中华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大一统,贯穿其中的正是“公天下”的大势所趋。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地球村出现而且日益变小,天下已经成了全球,“公之大者也”扩大到了全人类,这样一个新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呢?

  人口日益增加,技术日益进步,交通日益发达,信息日益丰富;但同时,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和平问题、难民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对于全球治理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公天下”的大势将会如何继续呢?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公天下”与“私天下”长达数千年的博弈终于来到了全球这个舞台上,面对着更大的、更多元的、更复杂的“私天下”,历史再次开始。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天下的终极表达,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的政治,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天下政治。如前所述,天下政治不同于列国政治,也不同于“霸政”;天下政治必须从天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能从国家的角度、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就是必须“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赵汀阳写道:

  天下概念所设定的政治重新出发点就是通过世界内部化而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确立属于所有人之世界主权,使各自为敌的世界变成共享的天下。“天下为公”这句名言应该解读为:天下是天下人共享的天下。18

  在习总书记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为什么要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原则?为什么不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三化”原则?这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天下政治与列国政治、集团政治、私人政治的差别。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终极天下政治的终极理想,一定是“公天下”,而不可能还是“私天下”。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大的天下,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不曾覆盖过的真正的天下。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已经证明,“公天下”的大势一定随着天下的扩大而越来越强,如今到了覆盖了全球这个最大的天下,“公天下”的大势也必然不可阻挡。

  习总书记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500多年前中国人的“公天下”理想,到今天已被写进联合国文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中间有多少断裂和停滞,有多少曲折和反复,一旦重新接续,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光明主线。

  第三、在这样一种新的局面下,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公天下”演化史也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终极天下向着终极“公天下”演化的历史预演或实验。贯穿于中华文明史当中的那些复杂斗争,不同阶段的曲折反复,会在全球化时代的天下政治中被重新评估和考察,并加以借鉴。

  如前所述,中国历史决不是二十几个皇族的家谱那么简单,皇帝制度具有“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公天下”特性;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将中华文明“公天下”演化史视为一个缩小版的全球“公天下”演化史,而周朝和秦朝可以分别视为缩小版的天下政治开创史,隋唐和明清则分别视为缩小版的天下政治重建史;在这些中国历史的缩小版中,沿着“公天下”与“私天下”的斗争这条主线,人们必定会从中发现应对当代世界问题的最为根本的“中国方案”。

  70年对线年,今天的中国,时间再次开始,历史重新出发,从“公天下”又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千年长度的历史大势,岂是小小的“私天下”逆流能够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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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扬:良渚至今5000年,从早期区域性国家到广土巨族现代国家——70年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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